十一师师长王元直被俘后当了军校教员，刘伯承长叹：黄维要是听了你的话，淮海战役就不好打了

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回忆自己在淮海战役一败涂地被生擒活捉：“当突围的命令下达后，各部争先恐后地逃命，所谓突围，实际上是乱跑。至此，计四个军十个师约十几万人的第十二兵团，除少数漏网者外，悉数被歼。师长以上干部，除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谷炳奎，师长尹俊、王靖之、张用斌等逃跑之外，我和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勣、潘琦等均被解放军生俘。”

黄维于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跟他一起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第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和第十一师少将师长王元直却极少跟他来往，即使是政协开座谈会，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杨伯涛也不肯与黄维见面。

王元直被俘后经过一段学习，先后在解放军华东军区步兵学校和刘伯承在南京筹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学院当教官，并于1958年授衔少校，杨伯涛特赦的1959年，王元直已经晋升为军事科学研究部军事史料研究处中校研究员了——如果“暂七师师长”常乃超确有其人，应该是跟王元直做了同事。

熟悉解放战争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陈诚“土木系”就是因第十八军和第十一师而得名，黄维、胡琏、杨伯涛、王元直都算“土木系干将”，杨伯涛王元直与黄维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还记着淮海战役之仇——杨王二人认为黄维远不及胡琏，就是黄维指挥失误，才致使十二兵团被全歼：“黄维和胡琏虽同为‘土木系’战将，但指挥风格相差很大。胡琏比较偏重于谋略，而黄维则一贯喜欢猛冲猛打，更重要的是，黄维性格迂直，不像胡琏那样善于笼络和驾驭部属，同时又久疏战阵，在与解放军作战方面基本是个外行。”

杨伯涛和王元直作为黄维部下，他们评价黄维是久疏战阵的外行，也是在失败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但这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疑问：既然黄维的指挥能力远不及胡琏，为啥黄维是十二兵团司令而胡琏是副司令？如果十二兵团由胡琏来指挥，是不是能从淮海战场多逃出一些？

杨伯涛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还在跟黄维打笔墨官司，王元直也研究了黄维十二兵团覆没的前因后果，杨伯涛和王元直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黄维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否决部下最正确的建议、信任最不可信的部队、做出最错误的部署。

杨伯涛在《第十八军从进攻到被歼》中回忆，他和王元直在双堆集被围时，就已经对黄维失望至极，两人一同起了逃跑或投降的心思：“第十一师师长王元直，有一天到双堆集来，问我在这样危急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他认为待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估计当时的力量，第十八军还有冲个缺口突围逃出的可能。我早有这样想法，还有一种是表面隐藏、内心非常想向解放军投降，第一保全生命，第二相机讨价还价，要求解放军给个名誉地位。”

王元直没有进战犯管理所，而是成了解放军少校、中校，所以可能不那么恨黄维，杨伯涛改造了十年，这十年里对黄维的态度可谓“此恨绵绵无绝期”。

我们细看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还真是难怪杨伯涛和王元直如此痛恨黄维——黄维至少三次拒绝了杨伯涛和王元直的正确建议，连出“臭招（杨王评语）”，断掉了十二兵团的生路。

黄维当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完全是一个“意外”，或者说是白崇禧和老蒋“斗法”的结果。

第十二兵团原先拟定的司令是胡琏，这个兵团包括第十八军等四个军以及一个快速纵队，主力就是胡琏指挥的第十军、第十八军。胡琏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还算“颇有胜绩”，但是该兵团属于华中“剿总”的战斗序列，该“剿总”白崇禧十分讨厌胡琏，所以坚决反对胡琏当司令，老蒋只好把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的联勤总部副总司令黄维赶鸭子上架，这也正中白崇禧下怀——当时李白正在密谋倒蒋，巴不得黄维把十二兵团断送掉，蒋军在徐蚌一败涂地，他们好迫使老蒋下野。

黄维书生气太重，虽然作战很勇猛，但是却缺乏实战经验，也从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说话也不太好听，他刚上任就表示自己“此行只是过渡，六个月后，就会把司令官一职让给胡琏。”

黄维这番表态，胡琏并不买账，却说散了十二兵团军长、师长的心：原来黄司令是跑来镀金了！

胡琏借口牙疼离开部队，黄维那番说辞也明显是假话，他最想的是干出一点成绩，以证明自己比胡琏强，老蒋没有选错人，于是他接到老蒋命令后，在装备和人员都没有到齐、连粮弹未补充完整的情况下，就率部匆匆出发开赴淮海战场，走进了一去不回的死胡同。

相关被俘将领关于淮海战役的回忆录很多，咱们今天的话题只聊黄维如何拒绝杨伯涛王元直的正确建议并把十二兵团送上绝路，所以其他的事情就暂时略过不提。

1948年11月18日，第十二兵团刚开到涡河南岸的蒙城地区，杨伯涛就发现不对劲儿了：以往解放军打得最多的是运动战，以侧击、尾击为主，硬碰硬的阻击很少，即便有，也是像巨鹿龙凤之战中那样，为了达成另一个歼敌目的。可是这次解放军在涡河采取的却是迎头堵击，而且很明显就是冲着他们黄维兵团而来，极有可能是要设一个大包围圈关门打狗。

杨伯涛马上找到黄维，表示十二兵团处境危险，必须谨慎行事：“共军作战向来是在各自战场上行事，而今则是刘陈联璧。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中刘邓的诱军之计？”

杨伯涛建议十二兵团应迅速调整部署站稳脚跟，兵团参谋长萧锐也赞同杨伯涛的建议，但是黄维认为萧锐和杨伯涛都是胡琏的人，这些想法有可能是胡琏授意，以阻止自己前进建功，就犹豫着不肯采纳，在老蒋来电催促下，既没有召集各军长研究商量，也没有通知同在蒙城近在咫尺的杨伯涛，就下令改变就地固守的“蒙城作战计划”，全兵团开拔，继续向北攻击前进。

第十二兵团离开已经构筑好的工事，杨伯涛和王元直鼻子都气歪了：“国军高级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能超过刘伯承者，稍有一二知名之士，亦教条主义者而已，我们之所以被刘伯承兜得团团转，说来说去，还是吃了上面这些‘小诸葛（白崇禧）’和‘知名人士（黄维）’瞎指挥的亏。”

王元直背后大骂黄维“如此昏庸，安得为刘伯承之对手哉”，然后面见黄维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中了刘邓诱军之计，应该趁中野攻势刚起，立足未稳，赶快脱离而出。具体措施是使用十八军为长矛矛尖，刺破刘伯承的口袋底，然后用集团滚进战术，脱出包围圈。

后来刘伯承知道自己现在的部下王元直曾有此计，也是喟然长叹：“如你们果真采用如此战法，我还真不太好对付哩！”

黄维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果断”否决部下的建议，他既不进也不让退，就等着老蒋的新命令，最后杨伯涛也坐不住了，他跟王元直一起向黄维建言：兵团已经陷入了刘伯承设下的圈套，但在还没有被四面合围的情况下，尚拥有相当大的主动权，我们应该趁东南面还未发现解放军大部队，兵团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从南坪集到固镇，只有八十多里路，一气就可以赶到。

杨伯涛和王元直的企图是向东南撤退，一方面能够获得后方的补给（他们出发时没有带足粮弹），另一方面可以和李延年兵团合兵一处，虽然不能建功，但也可立于不败之地。

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赞同杨伯涛和王元直的建议，黄维却皱着眉头满地转圈，转了九九八十一圈后才勉强同意向浍河北岸的固镇转移，可是杨伯涛王元直回到部队做好转移准备，又跑到兵团部请示行动时间的时候，黄维又突然变卦了：“要等我的命令才能开始行动。”

杨伯涛回忆：“我吃惊地问黄维是什么原因改变了决心……我几次向黄请示行动，未得要领。黄维最后才下了决心，命令各军按计划开始行动，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如果以早上五点钟开始行动算起，则耽误了十一个钟头之久，按急行军速度至少走了六十华里以上的路了。”

多年以后，杨伯涛和王元直还耿耿于怀：“色厉而内荏，志大而智小；严峻而寡恩，暴戾而恣睢；兵虽众而辟画不明，将骄横而计出不用。主官犹疑，良机坐失。”

黄维三次否决杨伯涛和王元直的救命之计，被杨王评价为“臭招”频出，最后十二兵团进退失据全部被歼，被全歼前胡琏从南京到双堆集跑来跑去，最后在兵团高级将领会议上爆发了：“我十二兵团的战斗力人所共知，关键在于我们这些将领！一只老虎带领一群羊，羊会变成老虎，反过来，一只羊带着的一群老虎，老虎会变成羊！”

黄维是绵羊还是老虎，这还真不好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胡琏带着少数人侥幸突围逃脱，老蒋在11月19日让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舒适存给杜聿明捎了一封亲笔信，黄维要是看了那封信，估计也得吓个半死：“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到十五日晚，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毁灭了我们的军队。”

老蒋战败后甩锅给手下已成习惯，所以他的话做不得准，但是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和十一师师长王元直的话，我们却不能不分析：在您看来，如果第十二兵团司令不是黄维而是胡琏，他会不会采纳杨伯涛和王元直的建议？如果王元直的建议被黄维采纳，淮海战役是不会变得不太好打？

蒋军失败是必然的，胡琏当十二兵团司令也改变不了战局，我们奇怪的就是黄维“熟读兵书”，却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决定？